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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资本新秩序系列（一）：产业链转移：缘起与重启 2023-05-23

admin2023-05-23 21:30 75人已围观下载完整内容

简介从二战后到今天，全球发生过三次产业链转移。从全球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来看，经历了“西方国家分散生产——日本一家独大——亚洲国家分散生产——中国一家独大”的变迁。在这

从二战后到今天，全球发生过三次产业链转移。从全球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来看，经历了“西方国家分散生产——日本一家独大——亚洲国家分散生产——中国一家独大”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资源提供者的国家总是稳定集中在几个国家或地区上，而在制造业内部，资本品的产业链分工相对更稳定。

产业链转移的缘起、发展和重启：秩序决定了分工。产业链转移、技术进步共同促进了二战后全球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同时，制造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产业链的又一次转移，换言之，资本总是向其他要素成本的低洼处流动，在过去的三次产业链转移中，吸引产业的必要条件是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当然，制造业的迁移不仅仅以劳动力成本的绝对低位为标准，而是在保证同等或相近的劳动者素质下寻找更低的成本，日本和中国都是在其崛起的时期里，劳动者素质最高，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性价比”国家，这也成为了两者占据全球制造业绝对份额的基础。而促使产业链转移的充分条件是世界秩序的更迭，过去三次产业链转移也可分为两种模式：“博弈模式”与“自由竞争模式”：“博弈模式”的代表是日本的制造业的崛起，其背后反映的是两极角力的世界秩序下，一个制造业国家（日本）和世界秩序主导者之一（美国）产生了符合双方诉求的合作关系；“自由竞争模式”的代表则是中国制造业在21世纪后的快速崛起，此时由于世界走向多极化发展，全球消费国（发达国家）与生产国（发展中国家）在新产业链秩序下共赢，前者获得了廉价的产成品，后者获得了经济增长，这最终体现为全球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四次产业链转移的模样：缓慢而“反直觉”：从全球产业链的“博弈模式”去理解，培育一个以本国为中心的“制造业基地”，需要付出较高的援助代价，这种代价在国力上升阶段是被政府和民众所认可的，在国力下降阶段则相反，因此，未来美国的经济形势越好，中国面临的产业链竞争反而可能更频繁；而美国的经济形势越差，中国的出口反而更可能“超预期”。从世界秩序、新兴国家潜力来看，当前要脱离中国打造一个全新的产业链，难度更甚以往。

贸易新秩序里，何事更重要？从过去三次产业链转移的经验来看，成熟制造业国家向新兴制造业国家转移产业链总是从“低”附加值开始，并且最终也会在“高”的领域保持一定份额。产业层面，“量”向资本品聚集，“利”向技术端、资源端倾斜。值得一提的是，资源端的高利润率受到其战略意义的支撑：以“制造业大国”日本在第二次产业链转移期的战略为例，以煤炭为代表的“自主可控能源”的保护，以及对战略性资源获取的促进措施，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内部“能源保供”开始，到80年代起逐渐加速，内部能源企业的稳定利润恰好成为战略的一部分。伙伴角度，重视资源国与新兴制造业国家，中国与发展中资源国（南美洲）的合作互惠主要表现为中国提供稳定、廉价的产成品，平抑后者的通胀，且根据双方货币结算也使得南美洲国家能够降低美元周期对其的波及。中国与富有资源国（中东国家）的合作互惠主要表现为中国向后者提供了下游产业链的投资机会、产业合作机会和廉价产成品，而后者则向中国提供必不可少的工业原料。新兴制造业国家主要集中在东盟、西亚、北非、东欧及南美洲，其中西亚（土耳其、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北非（摩洛哥、突尼斯）因工业基础相对更加薄弱，或是未来中国出口的增量需求的来源。对新兴制造业国家而言，中国让渡一部分“低附加值”商品的净出口份额给新兴制造业国家，并向它们提供设备和技术出口，这个过程中后者因贸易获得经济增长动能，同时，对中国来说，也培育了一个新兴的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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